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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下一篇:没有了
  香港联交所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以及没有主营业务收入的生物医药公司申请上市。此举在市场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香港证券市场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既有规则,全力拥抱新经济的重要举措。
  其实,这项决定是刚刚作出的,但却是酝酿已久,其缘起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年,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筹划上市,由于他之前也有部分业务的资产在香港上市,后来在结构整合时通过私有化摘牌,因此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香港证券市场,彼此都是有所了解的,在那里上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阿里巴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创业团队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并且以同股不同权的形式予以确定下来,而在实践中,也是被证明是有效的制度安排。然而香港证券市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是同股同权的制度,没有为股权差异化处理留出空间。这样一来,阿里巴巴就无法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而这个时候,美国纽交所向它伸出了橄榄枝,在那里是允许存在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于是乎这个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就到美国上市了,如今已经成为美国证券市场上交投活跃的热门股之一,市值也进入到纽交所的前列。香港市场痛失阿里巴巴,确实是一大遗憾,而且也给其未来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显然,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各种高科技企业也在叩响资本市场的大门。而这些企业中,由于知识产权等在公司运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创业团队对公司的发展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也就使得它们在融资活动中,一方面需要大量稀释股本以获取资金,另一方面也要求能够保持创业团队的控股地位,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当然,也不是说所有高科技公司都有这样做的必要,但事实上如果现在仍然固守同股同权的原则,的确会让很多新经济企业无从进入资本市场。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香港联交所开始研究制度变革问题,几年下来,完成了对原有章程的修改,在制度上为同股不同权公司的上市提供了空间。这样做的结果,自然的也就增强了香港证券市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也有望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投资类似像阿里巴巴这种业绩优异,同时股权结构与安排又独具特色企业的机会。
  另外,港交所这次还明确为没有主营业务收入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提供特殊的通道。在过去,亏损企业还是可以到港交所上市的,但没有主营收入的企业,则是被排除在外。这主要是因为这类企业在业务发展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让它们上市风险难以控制。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是具体到生物医药企业来说,由于它们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在新药处于开发、特别是临床试验期,不可能有盈利,而且也不存在销售,但开支却是最大的,它必须要资金支持。但是,因为没有主营收入,这些企业不能上市融资,有可能就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失败,企业破产。有鉴于这样的实际,现在港交所同意让没有主营收入的企业上市,这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能够这样做的,也是极少数。此举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那些存在特殊状况的企业打开了登陆资本市场的大门,使之有希望利用资本市场来取得发展。当然,这里的风险是很大的,但回过头来说,承担这样的风险又是必要的,否则在生物医药领域,资本市场能够发挥的余地就很小了,这不管是对哪一个方面而言,都是不利的。
  总之,香港联交所这次通过对以往老规则的修改,努力适应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一种拥抱新经济的精神与情怀。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一定会出现一些全新的问题,并且有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市场风险,而这只能是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因此,对于港交所这次主动的制度变革,人们普遍是欢迎的,并且乐观其成,也相信对于新经济的发展,会起到莫大的推动作用。 金像奖被质疑评奖搞论资排辈,对非港人士抱有排斥心态,格局越来越小,这种“防御”心态来自于香港人逐渐强化的本土意识。
  民间情绪挡不住行业内的耦合,内地资本盘活港片是不争的事实,本届金像奖,博纳简直成了最大赢家。
  “港片已死”可能是个伪命题,香港电影人还在以各种方式开工、生存、薪火相传,“香港电影”年年有的光景不会消失
  第37届金像奖颁奖的那一周,美元/港币汇率屡次触及7.85的“弱方兑换水平”,香港金管局频频出手接下港币卖盘。到4月20日晨,金管局行动13次,共承接513亿元的卖盘。
  内地媒体报道这场金融风波时,动用了“港币保卫战”、“危急时刻”等惊心动魄的字眼。相比之下,“金像奖”一词在语温梯度上,愈发显得热度阙如。
  4月15日同一天,在距离香港2195公里的北京,第八届北京电影节开幕。一个是不断强调“本土化”的老牌奖项,一个是不断释义“全球化”的新兴影展;《战狼2》入围了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片,并没有在北影节上获得提名,但吴京选择在北京亮相走红毯,没去香港搏一个可能的奖项。
  吴京应该是有道理的。金像奖被质疑评奖搞论资排辈、本位主义,对非港人士抱有排斥心态,格局越来越小。主席尔冬升坚称金像奖应该是针对香港电影的奖项,而不是像金马奖那样面对所有华语电影:“除非香港电影的产量低到不能成为一个奖。”
  但他依然认为,没有什么能让香港电影的年产量掉到30部以下。
  说出年产量30部这个红线数字时,尔冬升保守而又苍凉。从2013年以来,港片年产量就在50部上下徘徊,而在1993年,港片年产量峰值是242部。
  财经媒体多将此次港币贬值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联系起来,后者曾经也是港片黄金时代终结、整体走入低迷的重大原因。
  “港币保卫战”是名是实尚且两论,但“港片保卫战”起码已经打了15年。金像奖的沉寂只是时间的一个截面。
  Part1守望本土,悲壮自救
  看起来,“团结”,像是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关键词。
  古天乐拿到影帝以后,获奖感言里说:“香港人一定要团结,演好香港电影。”
  古天乐凭《杀破狼 贪狼》获影帝
  香港电影界一向抱团从甚。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打得整个香港措手不及,根据陈嘉上的回忆,离颁奖已经不到5天,董事局成员围坐在尖沙咀一个不起眼小楼的小房间里,决定取消这届金像奖。外面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哭声。
  就在这样的时刻,张国荣的死讯突然传来。整个香港弥漫着苦涩与悲楚。
  但让董事局没有想到的是,颁奖当天,邀请的香港明星全都来了,不少人带着口罩出席。四大天王同时登台演唱《当年情》,成为金像奖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画面。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激发了香港人市民身份认同的高潮。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港府一直着力培养香港人对本土的归属感,一种区别于中国民族国家文化、但与之又有联系的市民文化逐渐生成。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50万人大游行,这一年被学界称为香港重塑“本土意识”的新起点。
  香港艺人在抗击非典中功不可没
  另一种张力与界限同时产生。2003年的6月至9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相继签订,中央政府承诺给予香港200余项产品零关税优惠,并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物流等18项香港服务业比外商提前进入内地市场。在此之前,纽约时报甚至断言“香港已死”。这个简称为CEPA的政策还规定了香港电影可以不受进口片的配额限制进入内地市场,标志着香港与内地新的“合拍片”的时代来临。
  相比于97回归前的迷茫,2003年,香港电影人在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资金冲动面前跃跃欲试。“合拍片”、“北上搵食”,大陆和香港电影业进入从庙堂到江湖的全面磨合。形势的确发生了变化,2005年,章子怡拿到金像奖影后,2006年是周迅,2007年是巩俐,2008年则是斯琴高娃。
  内地演员在金像奖上攻城略地,香港的年轻演员却愈发后继无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忧心忡忡,他把港人港片的困境归因为“合拍片”,说“合拍片”用人、题材方面强制加入大陆元素,审查方面又一直不松绑,让人很难做。这大概不是香港电影人对内地同行心态落差的孤证。
  是保持香港电影的特色,还是适应内地的规矩要求,是左右逢源旗开得胜,还是两厢为难进退维谷,在“华语电影”的大语境下,“中国电影”还是“香港电影”的争论常常擦枪走火,尽管电影人大半个身子已经探出港岛,但他们回到金像奖的颁奖台上时,最终宣布的答案还是——香港电影需要坚守本土特色。
  15年过去,自救情绪在这届金像奖上仍然显得强烈而悲壮。黄秋生上台给最佳编剧游晓颖颁奖,用自己的名字打趣道,香港电影虽然“黄了”,但在秋天的时候还有生命迹象。时至今日,金像奖再也邀请不到当年那般庞大的港星阵容,团结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
  黄秋生的颁奖词还遭到港媒曲解,引发了“中国电影”or“香港电影”的口水战
  2016年,“很港很本土”的电影《十年》获得35届金像奖最佳影片时,后台媒体区全场骚动,前、左片区的香港媒体爆发出掌声欢呼声,而在后、右片区的内地媒体则干脆沮丧地合上电脑。今年《明月几时有》宣布得奖时则掌声寂寥。
  Part 2资本才是最大赢家
  民间情绪拦不住行业的耦合。资本、市场和人才、技术天然地会嗅到对方。这些年,香港和内地在电影行业的合作愈发深入,今年金像奖,获奖或提名影片的出品方,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合作关系,五部入围最佳电影的影片中,主控资方名单里都有内地公司。
  古天乐说香港人要团结,谁能想到先被团结的是资本。
  每年金像奖颁奖典礼之后的Afterparty是各家公司的另一个竞逐场,从业者和获奖者们在这里觥筹交错,谁家拿了影帝、影后,决定媒体和嘉宾到场的速度和人数。今年则大为不同,博纳、海润、寰宇、高先、太阳娱乐、天下一等内地、香港的影视公司出人意料将Afterparty合并在了一起。
  逼仄的party举办场地人头攒动,堵住了通道,高层合影环节,博纳老板于冬姗姗来迟,黄百鸣、林小明等香港电影业的大佬在镜头前等着,待于冬挤进来,黄百鸣忙将他拉入站到C位。
  于东站C位(左起第五位为于东)
  博纳影业算是发行港片起家,2008年,博纳开启了金像奖征战之路,从《投名状》《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到《十月围城》《桃姐》,到《一代宗师》《激战》,再到《智取威虎山3D》《湄公河行动》,甚至包括7年前那部制作班底和故事题材都是“纯港片”的《打擂台》,也有博纳参与发行。今年,包括《明月几时有》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博纳参与出品、发行的片子共计获得11个奖项,有媒体说,于冬才是这届金像奖的最大赢家。
  《明月几时有》出品人于冬和导演许鞍华在颁奖礼举着奖杯庆贺
  不管你愿不愿意,内地资本盘活了港人港片,是不争的事实。
  金像奖前一个月,香港国际影视展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个电影“港交会”性质的展里发布了一系列新项目,某娱乐集团在影视展上的宣传VCR中介绍该集团2017出品佳绩时,话称某某电影在香港获得了千万票房,惹得内地媒体面面相觑。
  从参与推介项目的数量和咖位来看,古天乐和阿Sa俨然已是香港电影的一哥和一姐。
  杜琪峰曾说,古天乐是香港最后一个明星。他靓仔且会演戏,又秉承了香港艺人搏命、不挑戏的传统,在香港青黄不接的男艺人群体中,古天乐最多戏拍。2018年,古天乐还将参演8部电影,是所有香港男星中最忙碌的。其中有邱礼涛的《死亡通知单:暗黑者》,也有王晶的《贼王》,他和林家栋、吴镇宇、张家辉等中坚力量合作,阵容上一水香港本土制造。
  今年拿到金像奖影后的毛舜筠已经57岁。她从亚视前身的佳艺时期就出道,处女作可以追溯到1977年,拿过最佳女配,也数度提名最佳女主。提起她,总要捎上那一句,她是张国荣唯一求过婚的女人。这些年毛舜筠一直在工作,没有电影拍就演电视剧,演的都是八点档肥皂剧,《毕打自己人》337集,《爱回家之八时入席》200集;演剧之外,经营美容院生意,做做基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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